坚强党性的典范任弼时

  任弼时是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一,对党的巩固、发展、壮大、成熟,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尤其突出的是,任弼时对党性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识,并在实际工作中几乎做到了完美无缺,是党性原则的典范。

  任弼时认为,员要掌握马列主义,要对马列主义、主义无限的和坚定,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去观察问题、处理问题。同时,他还指出,党性坚强的员,必须反对机会主义,向、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,对那些和曲解马列主义理论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。

  1927年6月13日,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。会上,年轻气盛的任弼时三次要求发言,都被陈独秀。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,地大声说:“不!总同志,你不能,我现在一定要说!”接着,他从口袋里掏出意见书,地宣布:“我代表团中央,在此报告《团中央致意见书》。”陈独秀很生气,竟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:“这是党的会议,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!”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:“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!”接着,他简明地讲了意见书的内容。

  6月底,任弼时委托蔡和森向中央局常委会再次提交共青团中央《意见书》。陈独秀看后“大发雷霆,碎之于地”。

  8月7日,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,任弼时在发言中陈独秀“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,而忘记了要以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”“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,使党失去了的作用”。在国共合作的北伐中,党“不但未深入领导,而且还要群众的争斗”,以致“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,致遭,我们反失掉群众”“党无土地的决心”“未明白要土地才能引于新时期”;提出“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,要实行,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”。在八七会议上,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。

 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叫做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。陈独秀对任弼时的成长有过启蒙作用,任弼时也非常尊重陈独秀,视其为师长,但这并没有影响任弼时对真理的。任弼时当时只是一名年轻,为了真理,不惜在扩大会议上,顶撞总。

  “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”,这掷地有声的话,正是对党性的最好诠释,绽放出党性的。

  纪律是执行党的线的。遵守纪律、服从组织也是党性的标志之一。任弼时认为,在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纪律。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:个人服从组织、少数服从多数、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、全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服从中央。他还认为,党的纪律既是自觉的,又有强制性。没有,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,任何都必须“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”,“这对于任何一个都是毫无例外的”。

  沙家店战役胜利后,中央纵队的处境大为改善,部队士气旺盛,情绪高涨。但最棘手的问题却依然存在,那就是缺少粮食,饥饿困扰着每一个人。警卫战士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。日夜兼程地行军,没日没夜地赶,每天只有那么一点粮食,哪里够吃?何况大都是20上下的年轻小伙呢?为了维持生计,前线司令部杀马吃肉。

  允许杀马充饥后,中央纵队的战士在战场附近拣回两匹受伤的骡马,并宰杀了。在梁家岔住了4天之后,部队又出发了,战士的干粮袋,增加了新的内容,鼓鼓囊囊起来。任弼时发现这种变化,马上找到连连长高富有,问:

  “有。都是没有人要的,本来想送回去,可也不方便;喂养吧,也没有饲草,没的办法,就杀了一匹。”

  任弼时严肃地说:“这样做是不行的,一切缴获要归公么,这是纪律。战场上的任何物品,任何东西,都不能变成个人的,也不能变成小单位的。你们的口粮是少了点,不过,平均起来每人也有半斤,比前方还是强多了。”

  听到任弼时的,高连长感到很惭愧,同时受到巨大的震动:在,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,更应自觉和模范地遵守纪律,而不应该为个人和小集体捞好处。他与同志们一合计,大家一致同意,把那匹没有宰掉的受伤马和那些还没有吃掉的马肉一起送了回去。

  这是转战陕北中粮食最为困难的时期,由于及时进行思想教育,机关人员与警卫战士再也没有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。

  与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,是党克服自身问题,不断砥砺向前的有力武器,也是党性的标志之一。在这方面,任弼时堪称楷模。

 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。在长期生涯中,任弼时也犯误,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失误。对此,他毫不隐讳,而是严格地进行。正如任弼时所言:“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,讳莫如深,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,就不会找出一个改进工作的办法。发展与,不仅不会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,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,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,用的态度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,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,才能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,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。”

  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,任弼时开明提出:“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,首先,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,了解历史问题,检讨自己的错误。”作为当时湘赣新省委的,他对自己在湘赣省委时期,曾经执行了某些“左”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,做了严格的。他表示,在他担任湘赣省委这一段工作中,还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,执行的线还是五中全会临时中央搬到中央根据地以后发展得更“左”的线;在土地问题上、军事问题上,都有“左”的错误;在肃反政策上也是“左”的。他说:“今天看来,改组省委是错误的。反对王首道等的‘右倾机会主义’也是错误的。这责任不在同志们,责任主要由我来负。”他对张启龙说:“我在湘赣也批过你,省委还把你的搞掉了,这都是错的,责任在我。现在我向你道歉!”

  必须承认,在党的干部中,进行,尤其是还是有相当难度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任弼时当众进行,并承担责任,难能可贵。

  任弼时把和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作为对每个的党性要求,认为:“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,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。”所以,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,“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”。“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,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,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,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,再去指导群众行动”。

  在延安枣园期间,任弼时担任中央处,分管中央机关、组织、外事、农委、妇委、青委等项工作,日理万机、十分繁忙,每天几乎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。然而不管怎么忙,他都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,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,问寒问暖,帮助解决困难。

  盛夏的一天下午,任弼时走出办公窑洞,出枣园的大门向平川里走去,一上只见满川的玉米晒黄了叶子,心里不免焦灼不安。正巧碰上几个农民在浇地,可是水流很小,半天也浇不了一块地。任弼时前去打招呼:

  老乡说:“不是的。这渠原来是地主修的,刚那年水很大,后来年久失修,到处渗漏,水就越来越小了。”

  回到枣园,任弼时立即向做了汇报。表示同意并交任弼时负责。所有的机关干部全部出动,日夜奋战,没用一周时间,一条长6公里,4米宽的大渠就修成了,枣园周围1400亩的土地当年受益。水渠后,村民们引水浇地,干枯的庄稼又恢复了勃勃生机。人们非常高兴,给这条渠取名为“幸福渠”。

  1941年7月1日,在纪念中国成立20周年之际,发出了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,随即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。这个文件连同8月1日发布的、由起草《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等文件,成为延安整风运动“有特别重要意义”(任弼时语)的学习文件。

  作为当时的核心和的亲密助手的任弼时,把宣传、阐释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视为己任,投入满腔热情,做了大量的工作。这些工作对于把《决定》的化为全党增强党性的具体行动,发挥了重要作用,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  其时,中国虽然已有20年的历史,但从建党起就致力于轰轰烈烈的运动,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在全党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,有不少特别是广大基层,对于什么是党性有许多模糊的认识。有人认为“服从上级”就是党性强的全部表现,还有人认为只要“按时到会”“缴了党费”就是有了党性。针对上述情况,1941年下半年,任弼时撰写了《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》,1942年7月14日,任弼时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了《关于增强党性》的报告,重点阐述了中央为什么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,什么是党性以及怎样增强党性等问题。任弼时撰写的文章和所作的报告,回答了、教员提出的许多问题,是对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权威的解释。

 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任弼时与时俱进,在文章与报告中吸收与发挥了《我们的学习》的,把“思想”摆在党性标准的首位,强调了“思想”在党性标准中的突出地位。他指出,过去我们把党性比较偏重于组织方面,这也是对的,但不大全面;去年5月,毛作了《我们的学习》报告之后,中央局对思想领导方面,予以了特别注意,在中央局的业务里,思想、、军事、党务、组织几项,把思想放在第一位。关于党性的决定公布以后,起草的《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进一步提出:“粗枝大叶,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,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;而实事求是,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,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的起码态度。”把主观主义提到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,恰恰击中了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要害,也是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客观需要。因为主观主义是王明搞主义的思想基础或前提;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,实事求是,则是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前提,也是党性的其他三个方面内容的基础和前提。任弼时强调:毛把这个问题提出之后,使我们对于党性的认识才展开了,党性不仅包括组织观念,而且包括思想、等,就是这个道理。

  任弼时关于党性的这些基本观点,对于全党深入理解《决定》,深刻认识加强党性教育的迫切性以及如何增强党性锻炼,都有着重要的、积极的意义。